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,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 防、诊断、治疗、康复和保健的医学科学,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学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学的总称。
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,以人-自然-社会心理为医学模式,注重吸收多学科先进的科技成果,促进学术发展与创新的综合性医学科学知识体系。
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。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,社会急剧变化,学术思想交流融合,科学技术相互促进,古代医家在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基础上,以气一元论、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为认识论,汲取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,将零散的医疗经验整理归纳,使中医学理论体系逐步系统化、规范化,以阐释病因、发病和病机,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,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理论与医药实践的基础。
1、《黄帝内经》简称《内经》,为中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。本书分为《素问》和《灵 枢》两部,共18卷162篇,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,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。
2、《难经》 又称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,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,约成书于东汉, 传说为秦越人所作。在《内经》的基础上,该书论述了生理、病机、诊断、病证、治疗等方面的医学问题。
3、《伤寒杂病论》 张机(字仲景)所著,成书于东汉,为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专著。 经晋·王叔和整理,分为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两部。《伤寒论》创立了“六经辨证”理论, 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因素、临床表现、诊断治疗及预后康复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。《金匮要 略》以脏腑论内伤杂病,对以内科为主兼及妇科、外科的40余种疾病的病因、病机、诊断、处 方、用药等都有详细记载。
4、《神农本草经》 简称《本草经》或《本经》,成书于东汉,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。 《神农本草经》集秦汉时期众多医家搜集、整理、总结药物学经验成果的精华,全书载药365种, 根据养生、治病和药物毒性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,上品之药无毒,主益气;中品之药有毒或无 毒,主治病、补虚;下品之药有毒,主除病邪、破积聚。根据中药功效将中药分为寒、凉、温、 热四性,以及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五味,为中药学“四气五味”的药性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
综上所述,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,当时的医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,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理论体系,初步形成了理、法、方、药(针)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。
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,中医学理论不断创新,诊疗水平不断提高。汉代以后, 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!
1、魏晋隋唐时期
魏晋南北朝、隋唐至五代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。
(1)《脉经》晋·王叔和著,成书于3世纪,为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。本书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浮、我、洪、滑、数、促、弦、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;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。
(2)《针灸甲乙经》 晋·皇甫谧著,成书于259年,为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。
(3)《肘后备急方》(原名《肘后救卒方》) 晋·葛洪著,成书于东晋时期,为中医学第一部临床急症著作。书中对外感热病、传染性疾病、皮肤病、疮疡外科及骨伤科病的论述,反映了当时临床医学的进步。书中有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”以治寒热病及各种疟疾 的记载,屠呦呦受此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,为全世界防治疟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(4)《诸病源候论》 隋·巢元方著,成书于610年,为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。 全书以1729论分述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、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、病机和症状,尤重于病源的研究,对疾病的调护起到指导作用。
(5)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与《千金翼方》唐·孙思邈著,成书于652年和682年,为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。两书关于脏腑之论、针灸之法、脉证之辨、食治之宜、养生之术、备急之方、病证诊治等内容,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;提出“大医精诚”为医学道德准则和追求的境界,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古方,对方剂学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貢献,后世尊孙思邈为“药王”。
2、宋金元时期(960—1368年)
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、流派纷呈、建树颇多的时期,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很大。 这一时期中药学、方剂学、针灸学、临床各科学等发展迅速,医药著作大量刊行,开始有国家组 织编撰刊行中医药学著作,并开始研究处方、成药、经络腧穴的规范化。
北宋·钱乙(字仲阳)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,该书系统论述了小儿体质、病机及治疗特点: 体质“血气未实”“五脏六腑,成而未全,全而未壮”;病机“脏腑柔弱,易虛易实,易寒易热”; 治疗強调补瀉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。钱乙重要貢献在于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髒腑证治,将五脏辨 证方法运用于临床实践。
南宋·陈言(字无择)著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(简称《叁因方》),据张仲景“千般疾难, 不越三条”的论点,结合临床实践与《内经》有关论述,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:外感六淫为外 因;七情内伤为内因;饮食所伤、叫呼伤气、虫獸所伤、跌打损伤、中毒、金疮等为不内外因。 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,系统闡述了三因理论,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。
金元时期的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,后人尊称为“金元四大家”,对中医理论和实 践有突破性创新,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。
刘完素(字守真,后人尊称刘河间):主张火热论,提出“六气皆从火化”“五志过极皆能化 火”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,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,后人称为“寒凉派”。代表著作为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(1182年)。
张从正(字子和,号戴人):力倡攻邪论,提出“病由邪生”,主张“养生当论食补,治病 当用药攻”,故在治疗中多用汗、吐、下三法,後人称为“攻邪派”。代表著作为《儒门事亲》 (1224年)。
李杲(字明之,自号东垣老人,后人尊称李东垣):師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,力倡脾 胃论,提出“内伤脾胃,百病由生”,善用温补脾胃之法,后人称为“补土派”。代表著作为《脾胃论》(1249年)。
朱震亨(字彦修,后人尊称朱丹溪):力倡相火论,主张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,治疗善用 “滋阴降火”,后人称为“滋阴派”。代表著作为《格致余论》(1347年)。
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,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新,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。
3、明清时期(1368—1911年)
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。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、温病理论的创新,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、丛书及类书的编撰集成,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。
张介宾(字景岳)、赵献 可(字养葵)等医家重视命门学说,创新对命门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。张介宾提出了“阳非有 余”“真阴不足”的见解,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。赵献可 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,注重“命门之火”在养生、防病中的重要意义。命門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 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,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。温病理论源自《内经》,至明清臻于成熟,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、薛雪、吴瑭、王士雄等对温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叶桂(字天士,号香岩):著《温热论》,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。阐明温热病发生 发展的规律是卫、气、营、血四个阶段的顺传,以及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,逆传心包”的逆 传,对温病理论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并擅长内伤杂病治疗,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提出“久病 入络”“久痛入络”之论,完善创新了络病学说。
明·李时珍(字东璧,晚号瀕湖山人),著《本草纲目》(1578年),该书总结了明以前历代医药家在药物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和药物理论,载中药1892种,分为16部60类,丰富了中国药 物学的内容,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。同样,此书在世界医药学发展史上,也具有重 要的地位,17世纪末,《本草纲目》即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,以后又先后被译成日、英、德、 朝鮮等多国文字,传播世界,产生举世瞩目的影响。李时珍还著有《濒湖脉学》一书,论脉颇为精辟,易学易用,为脉学门径之书,流传甚广。
4.近代与现代(1840年以后)
近代,随着社会制度的變更,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,中西方文化出现碰撞与交融,中医学 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趨势: 一是继续整理和匯总前人的学术成果,如20世纪30年代曹 炳章(字赤电)主编的《中国医学大成》,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鉅著;二是以唐宗海(字 容川)、朱沛文(字少廉)、恽树珏(字铁樵)、张锡纯(字寿甫)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,提出 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,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,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,如唐宗海 著的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、张锡纯著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即是中西医学汇通的代表作。
现代(1949年以后),中医学坚持以人为本,预防为主,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 上,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,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,为人民健康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,发展成就斐然。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、相互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;多学 科交叉相互滲透,创建中医学新理论、新技术、新方法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,“血瘀与 活血化瘀”“络病理论”“体质学说”“方剂配伍规律”等创新科研成果指导临床实践与产业化发 展,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凸显;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,中医药医疗、教育、 科研和产品开始全面走向国际;以“继承与创新并重,中医中药协调发展,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 促进,多学科结合”为基本原则,推动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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